意大利漢學家畢羅——

　　“我對漢字和中國文化一見鐘情”(海客談神州)

　　不久前，意大利漢學家畢羅借助網絡平臺在云端為書法愛好者們做了一期題為《書法史研究與文史研究：以〈集王圣教序〉為中心》的講座，反響熱烈。自年初從上海返意以來，畢羅已經在意大利南部城市、老家奧斯圖尼生活近半年。我見到畢羅時，他正在老家的房子里過著每天寫論文、校書樣、練習兩三個小時書法的愜意日子。

　　“在中國也有一位達·芬奇”

　　如果只聞其聲，人們可能意識不到畢羅是外國人，他的普通話標準流暢，還夾雜著些許兒話音。他的名字“畢羅”則取自《莊子》，《莊子·天下》中有言：“萬物畢羅，莫足以歸。”足見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熟悉。

　　畢羅出生于1977年，愛上中國書法時，他還是20歲出頭的小伙子。“我對漢字和中國文化一見鐘情，漢語非常有魅力，我至今依然記得大學一年級的漢語教材《現代漢語教程》，上面的字體除了黑體、宋體還有楷體，對話的部分是楷體。楷體太漂亮了，我當時就對中國書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96年高中畢業后，畢羅進入那不勒斯東方大學學習漢語，第一次與漢字親密接觸。

　　1999年底，正在讀大學的畢羅認識了一位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國書法老師。“從那會兒開始，我一邊做研究一邊堅持練毛筆字。直到現在，那位老師還在指導我研習書法。”隨后，畢羅來到中國，在北京電影學院和中國美術學院留學，并前往浙江大學進修。2007年，他獲得那不勒斯東方大學的中文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后，畢羅曾在那不勒斯東方大學擔任研究員，執教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和中國文學史等課程。為研究中國書法，他一年中的很多時間都在中國度過。

　　畢羅逛遍了北京和杭州的大街小巷，他喜歡和熱情淳樸的中國人聊上幾句。“漢學研究需要厚積薄發，對中國傳統文化入門的過程很長。上世紀90年代末，大家都沒有手機，電腦也尚未普及，正因此，我很幸運地和中國百姓有了更多零距離接觸，對中國傳統和風俗習慣有了更切身的了解和認識。”畢羅說，1998年，北京電影學院附近的西土城有條小月河，很多人在河邊擺攤賣舊書，五花八門，非常便宜，他在那購買了很多字帖。畢羅一邊回憶，一邊感嘆練習書法是一個不斷學習、沉淀、提高的過程。

　　畢羅對王羲之情有獨鐘，他說：“我要把中國書法介紹給全世界的人，王羲之是一個代表，不了解他是萬萬不行的。王羲之的書法令人嘆為觀止，值得全世界關注研究。我經常會跟我媽媽說，在中國也有一位達·芬奇，比意大利的達·芬奇還要早一千多年，他叫王羲之。”6月，畢羅首部用中文完成的作品《尊右軍以翼圣教》出版，收獲不少好評。談及撰寫此書的初衷，畢羅說：“《尊右軍以翼圣教》研究的是《集王圣教序》。它源自唐太宗撰寫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僧侶懷仁從王羲之書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刻制成碑，不但是現存最早集字而成的書法作品，還是中國和東亞歷代集字碑的開端。”眼下，畢羅正專注于將王羲之的《蘭亭詩集》翻譯成意大利語，“這項工作非常有意義，大家都會喜歡上王羲之”。

　　每天晚上，畢羅都喜歡打開昏黃的小燈，在安靜的屋子里寫字。他說自己喜歡寫小字，“我喜歡寫毛筆字，這是全世界民眾都可以修習的藝術”。

　　“增進中西方文化交流是我一直關注并從事的工作”

　　作為研究中國書法的西方人，畢羅對中西文化交流充滿期待。“我將中國學者張天弓對書法術語的簡釋翻譯成英文，出版了《中國書法主要術語的釋讀與研究》一書，希望能進一步加強西方與中國書法和文化交流。書法是中國代表性藝術，值得西方了解和品鑒。”畢羅介紹，“我研究漢學，增進中西方文化交流是我一直關注并從事的工作。”

　　畢羅說：“從4世紀到7世紀，中國出現了各種有深遠影響力的書法作品，不論是普通人的作品還是名家手筆，都充滿了豐富的想象力。這些書法創作是當時文人畢生修養的成果，對生活節奏快、被眼花繚亂的視覺符號包圍的現代人來說，值得去反思和學習。”在畢羅眼中，古代中國書法能夠讓今天的人們注意到，人類在工業革命前就已對簡練的視覺符號和動感十足的藝術創作造詣頗深，他認為，書法是受西方影響較小、能原汁原味保存至今的文化形態。

　　在給學生上書法課時，畢羅發現，有些學生對于中國書法的興趣僅僅停留在漢字的“漂亮”之上。他說：“練習書法不能只憑一時的興趣，需要一個努力投入、由淺至深的練習過程。書法是漢字藝術，更是悠久文化的產物，它不僅是文字符號，在它背后是一個文化體系。在西方學術界，包括漢學界在內，對書法的了解和研究幾乎都停留在較淺的層次。”在畢羅看來，中國書法的海外傳播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畢羅非常喜歡中國古代書法理論中的一句話：“意在筆先”。“這句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每次行動成功與否，都取決于起初的‘意’，而實現這個最初之‘意’，則需要漫長的時間和不懈的努力才行。研習中國書法，傳播中國文化，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