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現場·照片背后的故事丨珠峰紀行：那些與山共生的人

　　我在現場，記錄瞬間，成為歷史。

　　從2019年開始，我們開設了“我在現場”欄目，以新華社記者“沉下心、俯下身、融入情”的珍貴采訪經歷為內容，講述他們在重大新聞事件現場的所見、所聞、所想。

　　2022年，他們踐行“四力”，從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的賽場到神舟飛船發射和回收的現場；從鄉村振興大潮中的山村農戶到登頂珠峰的普通牧民；從守邊護邊數十年的母子到瀘定地震中的“汶川哥哥”；從珍貴文物的考古挖掘現場到“一帶一路”項目的建設工地……

　　他們凝固新聞的瞬間，記錄歷史。

　　從2023年1月1日起，“我在現場”欄目陸續播發多位新華社攝影記者在2022年的精品力作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希望他們的作品和講述，能帶給您希望與力量。

　　2022年，是我在西藏工作的第四個年頭。在倏忽而逝的時間，我以個體的視角，用影像記錄、觀察和展示著人與山之間緊密又多樣的聯系，盡可能地在歷史的切片上涂下雖然微不足道卻帶有我獨特印記的一筆。

扎西宗鄉的農人在田里勞作（2022年5月10日攝）。

　　對游客而言，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是“網紅”打卡地，是詩和遠方。但對于世世代代在珠峰腳下的村民們來說，“抬頭看珠峰、低頭做農活”的平淡與忙碌，才是他們與珠峰相伴的日常。

　　生活在珠峰腳下的人，很多人的人生際遇都拜山所賜。即使都曾向山而行，在海拔最高的地方看過風光，在他們下山之后，人生也會走向不同的方向。

落日余暉灑在珠峰上，扎西宗鄉慢慢沉睡（2022年5月10日攝）。

　　傍晚時分，紅日西沉，從扎西宗鄉巴松村向南望去，群山已然沉睡，珠峰巍峨的山體卻仍映照在夕陽的余暉里。坐在多吉家經營的牛頭旅館里，透過窗戶，便能欣賞天光的最后一抹暖色。

　　在距離珠峰最近的行政鄉——定日縣扎西宗鄉，多吉家的老宅是鄉里最早開起來的藏式民宿。2019年4月，我初次來到珠峰，住的便是這座位于巴松村的兩層小樓。當時，他家只有開闊房間里的大通鋪，住在這兒的游客多是和衣而眠。在海拔4200米的低溫里，牛糞爐子熄滅后的余溫并不足以溫暖整個夜晚。盡管條件簡陋，但在當時，這家經過數次改造的牛頭旅館已是村里最好的住宿地了。

多吉家的老宅里供游客居住的房間（2019年4月25日攝）。

　　我認識多吉時，他已經“退休”，經營旅館的重任交給了他的兒子次仁格旦，在自家旅館里彈琴、喝酒、唱歌，才是多吉最愛做的事。但在上世紀90年代，多吉卻是為登山者運送物資的本地背夫。海拔6500米的營地，多吉年年都要跑好幾趟。

多吉在新開業的牛頭旅館里，為客人們彈奏扎念琴（2022年5月10日攝）。

　　當時，整個鄉里都沒有一家旅館，在登山者下撤休整時，多吉就把他們帶到家里，讓他們睡床，自己和家人則在客廳里打地鋪。很難想象，這個到現在連普通話都說不利索的大爺，當年是怎么和那些登山者溝通的。但不管怎樣，他家的“牛頭旅館”便從接待登山愛好者開始正式營業。

巴松村沿街有不少民宿和旅館（2022年5月11日攝）。

　　隨著登山和旅游的人越來越多，多吉的經營規模不斷擴大。后來，他專心地去做生意，也成功帶動了當地村民。巴松村的家庭旅館紛紛興起，旅游業收入成為村民們重要的增收途徑。

次仁格旦正在為客人辦理入住手續（2022年5月10日攝）。

　　今年已經59歲的多吉，生活十分愜意。家里家外，兒子次仁格旦就像他當年那樣腦筋活絡。為保住“村里最好旅館”的地位，次仁格旦做出了不少努力：他在二樓搭了梯子，把屋頂變成珠峰觀景臺；在晚上游客用餐時開啟表演模式，彈唱扎念琴；在年節時，他還組織起村里人，和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起合跳起鍋莊舞。

巴松村的群眾和游客一起跳鍋莊舞迎新春（2020年1月20日攝）。

　　但是次仁格旦并不滿足，剛認識他時，他會花很長時間跟我們講他對未來的設想。這讓他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同鄉們格外不同。在他看來，游客對居住條件的要求只會越來越高，要想留住客人，擴大利潤，僅靠條件簡陋的藏式民宿是不夠的。

次仁格旦的妻子央宗正在收拾客房（2022年5月10日攝）。

　　于是，這個小家庭投資了500萬，在老宅不遠處建設了一座三層小樓，里面有淋浴、無線網和標準的酒店用床。新開張的牛頭旅館又一次在全村拔尖。

　　這一家人，永遠在做珠峰腳下的弄潮兒。

多吉家的老宅是一棟兩層的藏式小樓（2019年4月7日攝）。

多吉一家在新開業的牛頭旅館前合影留念（2022年5月10日攝）。

　　同樣曾上山當背夫的格桑，選擇了另一條路：和登山愛好者一起登頂珠峰。

　　格桑今年60歲，家在巴松村西南方向約二十公里的藏普村，是中國境內離珠峰最近的行政村。

　　一個從未受過相關訓練的牧民登頂珠峰，聽起來是件不可能的事。因為現在從中國一側的北坡申請攀登珠峰，需要滿足更多的資質要求：登山者不僅要由專業向導帶領，還要至少登頂過一座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雪山。而格桑，顯然不符合這些條件。

格桑向記者展示自己的珠峰登頂證書（2020年1月21日攝）。

　　然而，在格桑當背夫的年代，珠峰中國一側的商業攀登市場完全由國外公司占據，現在已經成熟的登山管理模式，在當時尚未成型。

　　2001年，新西蘭人羅塞爾的登山團隊臨時需要一個登頂背夫，格桑因為身體素質好，一下就被選中。只學了如何穿戴冰爪的格桑。就這樣懵懵懂懂又戰戰兢兢地登了頂。

　　后來，隨著中國高海拔登山管理日趨嚴格，普通村民最多只被允許登珠峰海拔6500米的高度運輸物資、清理垃圾，以更安全的方式獲得收入。

　　格桑（中間穿藍色羽絨服者）和其他村民一起商議將光纖運送到海拔6500米前進營地的方法（2020年4月15日攝）。2020珠峰高程測量期間，為保障峰頂信號質量，網絡運營商需要將光纖鋪設至海拔6500米的珠峰前進營地。格桑和其他村民一起，承擔起運輸光纖的任務。

　　曾登臨頂峰的格桑，又做回了牧民。

　　和下了山后日子過得風生水起的多吉不同，格桑傳奇的經歷，并沒有給生活帶來什么本質的改變。格桑并沒有出名，在他看來，登頂的經歷除了能證明自己身體好，也說不出其他意義。登頂照片搬家的時候就找不到了，除了一張登頂證書，還留下的紀念品，就是“冬天放牧時穿著暖和的連體羽絨服”。

格桑在展示自己登頂時穿過的連體羽絨服（2020年1月22日攝）。

　　和這個牧業村的其他人一樣，格桑后來幾乎常年住在牧場。由于藏普村海拔更高，條件更為艱苦，旅游業也不適合在這里發展。很多游客根本注意不到，在通往珠峰旅游大本營的公路旁，還藏著一個以放牧為生的村莊。

　　但珠峰與格桑生活的關系依舊緊密，因為珠峰東坡豐美的草場，養育了他家里的牛羊。

藏普村的牧民揮舞著“古爾朵”驅趕羊群（2022年5月13日攝）。

　　格桑的經歷，是中國珠峰登山史上一個特殊時期所產生的“絕唱”。受限于時代，他和多吉都沒有成為登山家。在中國登山史上留名的，是下一代的年輕人。

　　西藏登山隊攀巖隊隊長德慶歐珠，出生在扎西宗鄉托桑林村。初中畢業那年，他憑借良好的身體素質和學習成績，被西藏登山學校錄取（現為“西藏拉薩喜馬拉雅登山向導學校”），成長為中國最早的專業高山向導之一。

德慶歐珠（右）在珠峰海拔6000米左右的絨布冰川冰塔林間徒步（2019年5月21日攝）。

　　2008年，他參加了北京奧運火炬接力珠峰傳遞活動。同年，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招收高水平登山運動員，德慶歐珠入學就讀，先后取得了學士和碩士學位。在校期間，他還登頂了七大洲最高峰并徒步到達過南北極點。

　　2008年5月8日，北京奧運圣火珠峰傳遞登山隊成功登頂珠峰，德慶歐珠（右五）與隊友在峰頂展示中國國旗、奧運五環旗和北京奧運會會徽旗。（資料照片）

　　德慶歐珠的人生并非個例，越來越多扎西宗鄉的孩子，真的將山做成了自己的事業，也真的通過山而走出了山，走向了世界。

　　珠峰腳下的人們，仰仗著山生活。因珠峰而紛至沓來的游客，讓村民吃上旅游飯；珠峰絨布冰川上融化的雪水，匯聚成流經扎西宗鄉15個村子的扎嘎曲，滋養著岸邊的土地；被豐美草場養育的牦牛，又成為馱運物資的工具，為登山者服務；而登山本身，也成為山腳下人們的新職業。

2022年5月1日拍攝的珠穆朗瑪峰。

　　人受了山的饋贈，山受了人的愛護。

　　珠穆朗瑪峰所在的青藏高原，號稱“亞洲水塔”“地球第三極”。60多年來，中國科學家在珠峰地區開展了6次大型綜合科考。只有了解珠峰，破解更多珠峰之謎，才能更好保護這一方凈土。

“巔峰使命”珠峰科考營地（2022年5月1日攝）。

　　2020年5月，在“巔峰使命”珠峰科考中，德慶歐珠帶領的登頂小組科考隊員，不僅架設了世界海拔最高的自動氣象站，還成功獲取了珠峰峰頂的冰雪樣品。這是我國珠峰科考首次突破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也是德慶歐珠第五次登頂珠峰。

德慶歐珠和隊友安全返回珠峰大本營（2022年5月4日攝）。

　　登頂之外，科考隊員佩戴設備在海拔6000米處徒步穿梭，以探尋高原反應對人體的影響；利用專業無人機和3D激光掃描儀對冰川全面“體檢”；用自主研發的“極目一號”Ⅲ型浮空艇，以創紀錄的升空高度完成科學觀測……

“極目一號”Ⅲ型浮空艇在發放場地準備升空（2022年5月15日攝）。

　　相比于登山者德慶歐珠在山尖的拼搏，拉巴次仁的生活則更安穩。

　　天氣轉暖，珠峰腳下顯露出一抹綠色。流經扎西宗鄉的扎嘎曲河，綠樹吐出新芽，馬兒在濕地里悠閑吃草。

馬兒在扎西宗鄉的濕地里吃草（2022年5月11日攝）。

　　今年50歲的拉巴次仁，就在珠峰腳下守護生靈。在珠穆朗瑪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工作了28年的他，因曾為登山隊聯系當地牦牛隊運輸物資，被人稱為“牦司令”。

　　“牦司令”現在是珠穆朗瑪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定日管理分局珠峰大本營管理站的站長，在珠峰地區巡邏，與野生動物相伴便是他的日常。

拉巴次仁準備駕駛巡護車去巡邏（2020年5月15日攝）。

　　20世紀90年代初，“牦司令”還曾與偷獵分子狹路相逢。那個年代，群眾的環保意識不強，有人覺得野生動物就跟自家牲畜一樣，肉能吃皮毛能販賣，所以那時“動物見人都躲著走”。

　　1994年，珠峰保護區升級成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家對珠峰生態環境保護力度不斷加強。之后，“牦司令”開始走村串戶，向珠峰腳下的村民講解什么是國家級保護動物，濫殺保護動物會受到什么懲罰，野生動物少了對生態系統有什么破壞等。

在珠峰大本營拍攝的一只藏雪雞（2022年5月8日攝）。

　　像珠峰大本營一樣的管理站，珠峰保護區內共有20個，平均每個管護站配備10名管護隊員。據統計，到2021年底，珠峰保護區森林面積超過55000公頃，保護區陸生野生脊椎動物超過490種。

日落時分的珠峰（2022年5月10日攝）。

　　山依舊，愛也依舊，剛在身后，又到前頭。與山共生的人，在珠峰邊兜兜轉轉，故事還在繼續。我在現場，我的鏡頭將繼續跟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