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茶之旅（七）：雅安滎經的文化與茶葉

　　藏茶是四川省雅安市一道讓人留戀的風景，但若真正融入雅安，則會發(fā)現它還是一種沉甸甸的文化。雅安市的滎經縣在歷史上是川藏茶馬古道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那里的藏茶文化也是十分突出的，滎經生產的藏茶在西藏也曾享有極高的知名度。但是談滎經的藏茶文化和茶馬古道文化，還要先從滎經更古老而豐富的文化元素說起。

圖為滎經茶馬古道新添村（新添驛站）仍以傳統(tǒng)方式經營的一家鐵匠鋪 攝影：趙國棟

　　考古資料顯示，滎經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有了人類活動，上古之時稱滎經地區(qū)為“若水”，因其物產豐富，便成為各個朝代兵家必爭之地，由此也使信息與文化在古滎經匯聚交融，為文化和經貿的繁榮提供了基礎性條件。據考證，滎經原初居民主要為當地土著巴蜀氐羌系統(tǒng)的徙、笮、青衣等族人，以及外來的楚人。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由于戰(zhàn)事多發(fā)，人口流動與文化接觸進一步加強，古滎經所在地的文化元素與古蜀文化、楚文化也得到了進一步的交流交融，這也促使其時滎經頗具活力和藝術表現力的文化現象的生成。后蜀為秦所滅，古滎經也被納入秦之管轄，設嚴道縣。

　　20世紀80年代后，古滎經的面紗逐漸被揭開，古城遺跡和周邊大量的墓葬群再現了當時的文化與生活。種類繁多的青銅器以及各類精美的陶器、漆器，還有極為少見的大量印章，無不訴說著古滎經曾經的繁華與厚重的文化。而“成都矛”“楚直劍”“青銅罍”等則是這些文物中的佼佼者。1985年，“成都矛”出土于滎經縣古城村戰(zhàn)國晚期船棺墓葬群一號墓，為青銅制，弧形窄刃，刺身呈柳葉狀，圓弧形脊，長約20厘米，因其骹部鏨刻有“成都”二字，故爾得名。“成都矛”的發(fā)現為研究成都文化與歷史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線索，至少在時間序列上可以追溯至春秋戰(zhàn)國，同時，它也為研究古巴蜀之地青銅文化及兵器文化提供了新素材。

圖為1986年同心村出土的戰(zhàn)國巴蜀山字形“王”字紋青銅印章（滎經博物館藏）

　　除了以上這些之外，“顓頊文化”也是滎經的一大特色。來到滎經，若問當地最有名的人物，可能得到的答案會非常一致，那就是顓頊。顓頊也是被當地群眾所津津樂道的人物。據《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一》所載，顓頊為姬姓，號高陽，為黃帝之孫。作為中國上古部落聯盟的首領，身居“五帝”之一。據相關記載，顓頊對中華民族有諸多偉大貢獻，譬如對巫術和祭祀進行改革，始以民事紀官，確定九州之名與區(qū)劃，定四季和二十四節(jié)氣，并創(chuàng)制《顓頊歷》等等。那么，滎經與顓頊有什么關系呢？酈道元《水經注?若水》中記載了顓頊的身世：“生顓頊于若水之野”，而“若水”就是指的古滎經所在地。為了紀念顓頊，滎經縣建有“中華顓頊館”，也就是滎經縣的博物館，里面陳設著滎經縣的各類珍貴文物和史料。　　

圖為滎經“中華顓頊館”一角 攝影：趙國棟

　　在古滎經，經貿往來與文化交融于一體，重要的文化遺存支撐了這一觀點。2004年3月15日，在滎經縣烈士鄉(xiāng)馮家村發(fā)現了東漢時期的摩崖石刻《何君閣道銘》（又稱《何君尊楗閣刻石》），石刻內容體現出了當時古滎經在南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位置，或者說肯定了從川滇延伸出去的這條與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并存的經貿文化大通道的存在。另外，從中國漢字的演變來看，該石刻的書體風格體現了從秦代篆書向漢代隸書的轉變，所以它也是有助于文字演變研究的重要文化遺存。

圖為《何君閣道銘》石刻（復制品）（滎經博物館藏）攝影：趙國棟

　　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一個名叫鄧通的人物，班固也將其收入《漢書》中，但鄧通的名聲在兩位大史學家看來并不好，所以都將他列入了“佞幸”行列，此類人物以巧言諂媚而能事。鄧通一生中最大的事業(yè)可能莫過于在古滎經鑄錢了。據《史記?佞幸列傳》載，由于漢文帝做了一個夢，鄧通得寵，后來“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所以就有了鄧通錢“布天下”。為了鑄錢，鄧通還在嚴道修建了“鄧通城”。現在，“鄧通鑄錢”已經成為了滎經的一種文化元素，同時也反映出其時當地的貿易往來以及礦產物資之豐富。

　　以上這些都為滎經成為茶馬古道上重要的節(jié)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位于滎經縣新添鎮(zhèn)的新添村是一處茶馬古道上的驛站，那里較好地保存著當時的建筑和文化，似乎在向人們訴說著茶馬古道的不朽傳奇。

　　追溯至清代順治時期，滎經縣有記載的茶葉已經有許多種類，譬如：大茶、金玉、春茗、白毫、毛尖、白茶、紅茶（俗名老鷹茶）等等。大茶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邊茶或藏茶。《滎經縣志》記載，從清代滎經允許茶商報引設號始，藏茶貿易發(fā)展迅速，私營茶號數量迅速增加。以茶引數量來說，羅森在《四川西部的茶樹種植以及經由打箭爐與西藏的茶葉貿易》（On the Tea Cultivation in Western Ssuch’uan and the Tea Trade with Tibet Via Tachienlu）一書中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雅安、滎經和名山地區(qū)分配的邊引數量為 53004張，對應的茶葉均從打箭爐（即康定）輸出。

　　羅森在調查中發(fā)現，針對西藏的茶葉生產和貿易主要來自包括滎經在內的五個區(qū)域，這五個區(qū)域內的茶青原料數量為：邛崍19000擔、名山22000擔、天全20000擔、雅安25000擔，滎經24000擔。但從自產量來說，滎經是最少的，只有9000擔，雅安其次，為12000擔。外地供給到滎經的茶青為15000擔，供給到雅安的為13000擔。顯然，那時的滎經和雅安在生產邊茶所使用茶青的自產量上并不突出，但邊茶貿易卻極為繁榮，所以外地茶青才會運送到那里進行加工，再供給西藏。羅森的數據凸顯了當時滎經和雅安對滿足西藏茶葉需求的極端重要性。而從這五大產地到打箭爐的運程距離而言，羅森認為，滎經是距離最短的，為450里，天全其次，為480里，邛崍為510里，雅安為540里，名山為570里。所以，按羅森在當地的調查可以發(fā)現，從運程上來看，滎經在當時茶馬貿易中也是占有區(qū)位優(yōu)勢的。

　　圖為西藏自治區(qū)阿里地區(qū)普蘭縣科迦村居民家中保存的滎經生產的“民族團結牌”康磚標識 攝影：趙國棟 

　　到了民國時期，茶號經營受時局影響波動較大，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成立了康藏茶業(yè)公司，在滎經設立制造廠，隨后有公興、榮泰等茶號入股，中途亦有茶號退出。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1月1日，成立了國營滎經茶廠，并于當年投產使用。隨后，國營藏茶業(yè)務不斷發(fā)展，茶廠也逐步實現了改建、擴建，并被列為全國南路邊茶的定點生產廠。

　　歷史悄然遠去，現在的滎經已經遠非羅森描繪時的狀況了，京昆高速貫穿全境，交通已經十分便捷，滎經已經納入了成都1.5小時經濟圈。便利的交通不但使滎經的文化和茶葉進一步被人們所認知，也極大促進了以文化和茶葉為中心的文旅產業(yè)的發(fā)展。

　　另外，滎經縣已經有超過一半的區(qū)域納入了大熊貓國家公園，空氣質量也達到了國家特級標準，優(yōu)良天氣天數達到350天，境內常年負氧離子含量高，具備“天然氧吧”的優(yōu)勢。而且滎經是雅安之雅的“雅雨”的重要集中區(qū)域。1936年，齊白石老先生到滎經，被當地的氣候和風景所吸引，故即興刻印“家在清風雅雨間”，呈現出了一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經典畫卷。

　　徜徉在滎經的土地上，不但能沐浴大自然的恩賜，修身養(yǎng)性，更能感受當地深沉博大的文化，當然，此時若在旁邊放上一杯氤氳著的藏茶，那絕對是一件人生美事。（中國西藏網 文/趙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