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參軍走上高原。我們部隊的兵種是基建工程兵，主要任務是修筑青藏公路。我們師三個團，兩個工程團，一個汽車團。當年機械化程度很低，施工基本靠人工，鐵鍬鋼釬、三輪小推車是常用工具。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我們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部隊生活很苦，住的是帳篷，吃的是罐頭、土豆、白菜，還有鹽水煮黃豆。春季部隊“上山”，一直到大雪封山前才能“下山”，撤回到格爾木大本營，進行冬季整訓。許多戰友當兵三年，直到退伍，也沒有見過格爾木的一片樹葉。十年間，我們一個師，犧牲了一百多名戰友，其中也有我的同年兵，有的就倒在我的面前。他們走了，我還活著。我就想寫寫他們，寫寫高原，寫寫高原軍人。

　　我當兵第二年的冬天，大部隊已經“下山”，汽車團想在大雪封山前再運送一批施工物資，沒想到暴風雪提前到來，車隊最后一輛車被堵在了半路上，與部隊失去了聯系。駕駛員只有二十多歲，幾天幾夜，又凍又餓，最后暈倒在駕駛室里。路過的一個藏族牧羊大姐發現了他，用牦牛把他馱回帳篷，將他凍僵的雙腳揣在懷里，直到他漸漸蘇醒……

　　這個故事很快傳遍了部隊。我聽到后很感動，找到那位獲救的戰友，了解當時的情況。那位戰友說過的一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家里除了父母，還有一個姐姐，我覺得那位藏族大姐，比我的親姐姐還要親！”

　　我以此為素材，利用三個晚上的時間，創作了一篇8000多字的短篇小說《姐弟情》。用復寫紙謄寫了一遍，留下底稿，將原稿寄給了西藏日報社。兩個月后，我收到了西藏日報社的用稿通知單，上面蓋著西藏日報社的印章，寫著稿費的金額。那時我才20歲，自己的文字第一次變成鉛字，別提有多高興了，激動得幾乎一夜沒合眼。

　　第二天上午，正好是周日，我拿著用稿通知單，去格爾木河東郵局取稿費。一位女工作人員接過去看了一眼，說這個不能取錢。我說為什么不能取啊，這上面有報社的公章呢，不可能是假的。工作人員說，你是第一次取稿費吧？這個不能取，等匯款單來了才能取。我忽然明白了，很不好意思，羞紅了臉，也不知道當時是怎么走出郵局的。過了一個星期，《西藏日報》寄來了，那篇小說的篇幅有整整一版。又過了半個月，稿費匯款單寄來了。我不好意思再去郵局取，就讓收發員代我取了回來。

　　那時稿費有三四十塊錢，我用這筆稿費，買了人生第一副墨鏡（防高原紫外線，施工時可以戴），又讓格爾木的一位浙江裁縫，為我縫制了人生第一套西服：深灰色的褲子，咖啡色的上裝，上裝像麻袋片一樣粗糙。

　　后來，我寫了10余部書，有關西藏的就有七八部，其中《一路格桑花》被拍攝成了電視連續劇，在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出；《用胸膛行走西藏》獲得了第四屆魯迅文學獎，《雪祭》獲得了中宣部第十四屆“五個一工程”獎；有的作品還被翻譯成英文和法文，在國外出版。

　　在魯迅文學獎頒獎典禮上，我說：我和西藏有緣，因為西藏，我開始文學寫作；因為西藏，我獲了獎。可是，這些作品不是我一個人寫的，是我和我的高原戰友一起寫的，只不過我用的是手中的筆，而我的戰友們在用青春、鮮血乃至生命書寫！這個獎也不是頒給我一個人的，而是頒給我那些長眠在西藏和現在仍然戰斗在西藏的戰友們的！戰友們是我寫作的力量源泉，西藏是我的文學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