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 靜

　　有人說，在海量的文藝供給面前，慢工出細活的打磨似乎“過時”了。事實上，時代的確在為今天的文藝創作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條件，但通往精品力作道路的艱辛并未改變。

　　伴隨作家畢飛宇的長篇小說新作問世，一則有關“紙巾合同”的軼事在文學界傳播開來。

　　那還是早在2015年的一次聚會上，《收獲》主編程永新當面向畢飛宇約稿。畢飛宇繼2008年《推拿》之后，多年未有長篇發表，但朋友都清楚，他在“憋”一個新作品。飯桌上，畢飛宇允諾會把新長篇給《收獲》。程永新當即抽出一張餐巾紙，讓畢飛宇在上面簽下了約定。

　　一直到8年之后，畢飛宇新長篇如約首發于《收獲》雜志2023年第3期，程永新才在朋友圈曬出了這張保存完好的“紙巾合同”。

　　8年之約的背后，是作家的“較勁”，也是編輯對于這種“較勁”的信任與耐心。畢飛宇在創作過程中遭遇瓶頸，幾次想放棄，甚至把十幾萬字的小說直接從電腦里刪掉，推翻重來。前前后后寫了100多萬字，最后發表時20余萬字。在這個過程中，編輯程永新一次也沒有催過。“不用催，他一定會和自己較勁的，不滿意的作業他是不會交出來的。”這種信任本身也是對藝術創作規律的尊重。

　　文藝創作是艱辛的創造性勞動。文學作品作為寫作者生活經驗、思想認知和審美觀念厚積薄發的產物，需要反復醞釀、反復打磨，很難依靠靈感一蹴而就。汪曾祺的名作《受戒》《異秉》《職業》都有不斷修改的痕跡。短短2000多字的《職業》，初稿上世紀40年代完成于昆明，后來的40年時間里，作家又先后4次重寫。汪曾祺說：“為什么要重寫？因為我還沒有挖掘到這個生活片段的更深、更廣的意義。”改定后的小說開頭，從文林街各種叫賣聲寫起，不同的叫賣聲背后是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生，言簡意賅地寫出了叫賣聲里層層疊疊的中國社會，極見功力。由這個細節就可看出，在修改和重新創作的過程中，作家融入了更多歷史、閱歷和人生況味。

　　特別是對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作家來說，一部新作既是跟自己的對話，要能區別或者超越之前的創作，也是跟同時代創作者的對話，要能讓自己的作品具有獨特辨識度。打磨之難，可想而知。

　　近年來，國內圖書市場每年都有數千部原創長篇小說出版。據《2022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統計，2022年，網絡平臺新增網絡文學作品300多萬部。如此龐大的數量體現了文學創作生產的活躍程度，也對創作者和編輯的定力與耐心形成巨大考驗。

　　有人說，在海量的文藝供給面前，慢工出細活的打磨似乎“過時”了。也有人說，像柳青那樣為寫《創業史》在皇甫村生活14年，像路遙那樣為創作《平凡的世界》閱讀近百部長篇小說、前后近10年的報紙以及其他相關書籍，已經“不合時宜”了。事實上，時代的確在為今天的文藝創作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條件，但通往精品力作道路的艱辛并未改變。

　　作家徐懷中在90歲高齡時憑借《牽風記》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早在上世紀60年代，他就寫過《牽風記》的雛形，將近20萬字，因為不滿意而將其付之一炬。對此徐懷中并不后悔，“如果當時匆匆忙忙把書出了，也就不會重改一次，我也只會為這部長篇小說成色平平而羞愧，痛感自己留下的遺憾無法補救。”獲得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寶水》，講述的是一個小山村一年里的變化。為了寫好這一年，作家喬葉用了七八年時間準備素材，廣泛“跑村”、深入“泡村”，捕捉新時代鄉村的嶄新風貌。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考驗著作家的創作能力，也錘煉著作家的創作態度。

　　時間不一定保證出精品，但漫長時間中凝聚的是創作者的精神跋涉，從中可以看到文學創作與時代的關系。在無聲的時間之中，不僅僅是對作品的修改和完善，也是探索和沉淀的過程，最終找到精準的方式去表達對生活和現實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