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日前印發《2023年全國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重點工作計劃》（以下簡稱《工作計劃》），全面部署年度全國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重點工作計劃。其中明確，要將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總體近視率和體質健康狀況納入政府績效考核，嚴禁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片面以學生考試成績和學校升學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

　　近年來，由于受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普及和中小學生課業負擔沉重等因素的影響，中小學生近視率不斷攀升，影響孩子們的身心健康，給孩子們的學習生活帶來不便。繼“雙減”政策之后，教育部出臺防控中小學生近視的舉措，特別是“將總體近視率和體質健康狀況納入政府績效考核”的表述，頗受社會關注。如果相關舉措得到落實，對于防控孩子近視、呵護孩子們的身心健康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雖說孩子們的近視率不斷攀升和電子產品普及有關，但是孩子課業負擔沉重，用眼時間過長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教育部與地方教育部門此前出臺了不少“減負令”。應該說，在教育部門的重視下，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狀況也有所改觀。但學校對減負到底會重視到什么程度呢？他們抓防控近視、抓減負的熱情會超過抓升學率嗎？再說，學校不抓升學率了，家長也未必買賬。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出臺防近視舉措，而在于創新教育評價機制，扎實推進減負政策措施的落實，切實減輕孩子的課業負擔。

　　應該說，教育者對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危害不是不懂，為孩子減負的辦法也并非沒有，從中央到地方都一直在提倡素質教育，推進“雙減”政策。改革中考制度、取消小學統考環節、規定作業量、嚴管學科培訓……“減負令”描繪的愿景很美好，但是“減負令”再好，關鍵還在落實。如果沒有配套措施跟進，“減負令”也可能事與愿違、變調走樣。

　　正如一名教育部門負責人所言：“由于減負牽涉的問題和環節涉及教育最深層的內核和導向問題，改革起來相對困難。”在優質教育資源尚未大眾化、還要依靠考試成績選拔人才的當下，孤立地談減負、減作業殊為不易。不僅是學校與老師不愿意“減負”，家長也普遍只關心孩子的學習成績，身體方面只考慮增加營養，至于孩子的課業負擔，即使家長心疼孩子太苦太累，眼睛近視不好，嚷嚷為孩子減負，但是為孩子的前途著想，除了代替孩子背書包以外，并不愿意減輕孩子的課業負擔。

　　尤其在畢業年級，即使教育部門規定老師少布置作業、少補課，家長也會主動給孩子買各種學習資料，變著法子讓學生補課。一道道減負令的實際效果往往被應試教育消弭得所剩無幾。因此，面對學生課業負擔沉重的現實，如何減負是一個具有技術含量的問題。減負令如何契合教育現實，減負指標如何執行，如何監督與問責，都應有周到的制度安排。

　　因此，教育部門不僅要出臺防近視舉措為孩子減負，而且要健全教育監督考核機制，改革教育評價手段，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實現教育的均衡發展，營造公平的教育環境。只有素質教育深入人心，教育資源配置合理，學校“只有遠近之分，沒有好壞之別”，才能讓家長消除擔心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焦慮心態，學校才能體會到給孩子減負的好處。（葉祝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