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糧食儲備是中國優秀的歷史傳統。數據顯示，我國儲備的主要糧食已超過全球庫存量的50%，是世界第一儲糧大國，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民以食為天，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那么古人在糧食倉儲和糧食供應安全方面是怎樣做的，有哪些歷史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儲糧備荒起源早

　　古代先民十分重視糧食儲備。

　　在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遺址(距今8000多年)，考古學家挖出了189個“糧倉”，能儲存粟至少5萬公斤，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這樣的儲糧規模令人驚嘆。

　　在距今約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遺址的池中寺臺地，考古學家勘探出一片面積超過1萬平方米的炭化稻谷堆，顯示出城內巨大的糧食儲藏量。

　　甲骨文中有派官員巡察倉廩的記載，說明商代已經有了較健全的糧食儲備制度。《周禮》記載，西周不同層級的行政機構均設有儲備倉庫，其中就包括糧食儲備。具體執掌儲備的官員叫“遺人”，他的職能是：掌管王國的委積(指糧食等財物儲備)，用來向民施以恩惠；掌管鄉里的委積，用以救濟鄉民中饑餓困乏的人；掌管門關(國門和關門)的委積，用以撫養為國犧牲者的家屬；掌管郊里的委積，用以供給出入王都的賓客；掌管野鄙(距京城三百里以內的地區)的委積，用以供應往來的旅客；掌管縣都的委積，用以防備災荒。

　　今天，我們所說的糧食儲備調控制度，一般認為源起于戰國時魏文侯相李悝在魏國實行的“平糴(dí，意為買進糧食)法”。這一制度是政府運用財政力量和價格手段來調控糧食供應，穩定糧價。

　　“平糴法”根據年成好壞，把好的年成分為上、中、下三等，壞年成也分為上、中、下三等，國家按年成好壞收購或賣出相應數量的糧食。比如遇到大歉收年，就把大豐收年收購的糧食增量拿出來賣，用以平衡市場的糧食供需。平糴的結果是，“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平糴法限制了不法商人對糧食的投機活動，有效地防止了農民破產和貧民流亡，維持了國家正常的經濟秩序。

　　官方與民間共發力

　　秦漢以后，糧食儲備和調劑制度相當繁雜，但大體不出兩類：一是國家興辦的“常平倉”，調控市場、平抑物價、為民理財。二是民間興辦的“義倉”，由于多建立于最基層里社，也稱“社倉”，主要用于具有慈善性質的糧食救濟。

　　漢宣帝五鳳四年(公元前54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建議在邊郡設置常平倉，谷賤時增價糴買，谷貴時減價出賣。白居易曾評價：“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者，可謂不涸之倉，不竭之府也。”

　　常平倉可以說是一個建立于供給與需求兩端之間的“蓄水池”。當農業豐收，市場供給大于需求時，為防止谷賤傷農，國家加價收儲市場上的糧食；在農業歉收，市場需求大于供給時，為防止谷貴傷民，國家將豐年收購的糧食低價賣出，在這一進一出之間，平抑了市場物價。

　　義倉，一般認為創立于隋開皇五年(585年)，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地方官員牽頭組織民眾捐助并管理；一類完全由地方士紳自行建立并管理。隋代工部尚書長孫平看到天下多水旱，建議民間秋熟時每家出粟麥一石以下，以備兇年。開皇十五年(595年)義倉改為官辦，變成一種強制性糧食征稅，由政府控制。唐代承襲隋制。由于政府控制，隋唐的義倉有名無實。

　　真正意義上的義倉起源于南宋。南宋大儒朱熹于乾道四年(1168年)在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辦社倉，在青黃不接時給鄉民貸米，鄉民在冬天連本帶息按120%歸還。小歉時利息減半至10%，大饑時利息全免。此舉相當成功，至淳熙八年(1181年)，社倉已積有米3100石。

　　明清時期，勸善之書廣為流行，民間行善之風大行，捐建義倉活動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在推行社倉的同時，政府積極鼓勵民間大力發展義倉，使得義倉逐漸增多并在很多省份普及，為保障社會糧食儲備調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農業是經濟命脈，糧食安全關系著國計民生，各朝各代無不把它擺在治國安邦的重要地位。

　　故倉儲糧食，以備不時之需，成為一種歷代常規的制度，政府與民間共同用力，為保障民生與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種糧食調控制度，以不破壞市場的正常運行為前提，實現了調節糧食供求關系、穩定糧食價格、保護糧農和消費者的利益、救災備荒及維護社會穩定等多重功能，意義深遠。

　　【以上內容為專家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平臺立場。】

　　作者簡介：

　　翟玉忠，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監制 | 楊新華

　　統籌 | 康坤全 劉佳

　　責編 | 劉嫻

　　審核 | 藍希峰

　　采寫 | 張愛龍

　　制作 | 胡琪（道中華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