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臺區南苑街道萬達廣場北側，有一大片被圍起來的區域，這就是北京城區首次發現的夏商周續存聚落遺址。經過考古人員一年多的發掘，這處被命名為“北京新宮遺址”的地方漸漸顯出歷史的真容。

　　考古1

　　兩條壕溝是個謎

　　烈日當空，記者跟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考古項目負責人韓鴻業進入考古工地，走進工地中央的白色保護棚內。

　　這個“核心區域”，是一個由環狀的壕溝圍合而成的凸起臺地。2021年，為配合豐臺區城鄉一體化槐房村和新宮村舊村改造項目建設，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對這片地塊開始了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

　　“2022年4月，考古發掘開始不久，我們在這里發現了一塊巴掌大小的陶片。”韓鴻業指著內環壕靠近底部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說道。當時，考古隊辨認出陶片屬于商代早期，大家的心情可以用“欣喜若狂”來形容。“在北京城區，我們很少看見年代這么早的陶片，說明這里有早期人類活動的遺跡。”

　　陶片的發現，激發起考古人員的更大信心。之后，他們加大了勘探的密度和范圍。沒想到，又一個驚喜出現在眼前：環壕之外還有一圈環壕，這種帶有“雙重環壕”的聚落遺址，在北京從未發現過。“就像筑墻一樣，挖壕溝主要是為了防御。但在古代，挖壕溝比筑墻更省事兒。”

　　那么，雙重環壕的結構代表了什么？什么人居住在這樣結構的聚落里？后續的發現給了考古人員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這里很可能并不是人們的“主要生活區”。“北方住人的地方肯定得生火，沒火的話冬天受不了，但是用火的痕跡我們發現的并不多。”一個猜想開始浮現：雙環壕的結構為古人嚴謹擇地、刻意規劃后營建，也許承擔著某種特殊活動的使命。

　　內壕接近中心位置的同心圓夯土遺跡，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了這種猜想：這處遺跡由三重圓圈構成，不同圈層內土色區別明顯。“說明這處遺跡功能用途很可能具有特殊類活動性質，還需要進一步展開發掘工作進行細致的研究。”他說。

　　考古2

　　戴玉玦的墓主人是個謎

　　走出考古工地的核心區域，向東南方前行，一路上有著一個一個墓坑。同事此刻正蹲在一個墓坑里，手持小刷子，準備清理一具剛剛出土的人骨。“肋骨部分一定要慢慢來，時間這么久了，骨頭有點兒酥了。”韓鴻業示范了一下后又叮囑道：“一定要像處理絲綢一樣小心。”

　　緊盯了幾分鐘，看著同事掌握了方法后，韓鴻業才直起身子說：“在這片區域，我們已經發現了27座商代墓葬，其中2022年發掘了22座，今天發掘的這座墓葬是第23座。”他指了指墓坑中的人骨解釋說：“這些墓葬布局規律，方向一致，基本為頭東腳西，從出土的遺物來看屬于大坨頭文化類墓葬。”

　　大坨頭文化，指的是燕山南麓地區的早期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因最初發現于河北大廠大坨頭遺址而得名。韓鴻業說，這個墓地的發現，為研究大坨頭類文化的時空框架及譜系、族屬、喪葬文化、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發展階段等重大學術研究課題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墓地出土了大量隨葬品。這些隨葬品中有大量的陶器，以素面折肩鬲(音同 lì)、寬沿折腹盆、缽為主。另外，考古人員還發現了玉玦(音同jué)、綠松石項鏈、紅玉髓串珠等重要遺物。最讓考古團隊驚喜的是出土的一個扣針形帶翼的喇叭口形狀的金耳環。耳環的做工十分精美，別說是商代早期，即使放在現在，也不失簡約時尚。

　　“這個耳環其實帶有鮮明的草原特色。”韓鴻業說，近年新發布的考古材料顯示，中國北方地區的喇叭形耳環應該與歐亞草原的安德羅諾沃文化有關聯。“北京地區本身就處于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交替地帶，金耳環的發現再次為這兩種文化的交融增添了實證。”

　　還有出土的一件靴形足彩繪陶尊讓大家贊嘆不已。這件靴形足彩繪陶尊，設計構思奇妙，做工精致，繪畫極其流暢生動，在靴形足的底部，還有9條紋路——如此精美的一件彩繪陶尊，在國內是第一次發現，并具有鮮明的草原文化特色。他說，墓主人經人骨鑒定是一名老年男性，左耳佩戴玉玦，頸部有綠松石項飾，隨葬陶器有陶鬲2件、灰陶罐1件、陶尊2件、陶缽1件。從這些出土的文物來看，主人身份比較顯赫。

　　這處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誰？《禮記·樂記》或許能提供一絲線索。書中記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后于薊。”也就是說，周武王推翻商朝后，率先分封黃帝的后人到薊地。而北京素有燕薊之封。墓主人是否就是薊人的祖先？對這個問題，還不敢給出肯定的答案。不過，這些發現起碼為探討薊國故地和先秦時期北京考古學文化面貌提供了某種線索。

　　考古3

　　五粒稻米是在北京種的？

　　環顧內環壕側面的層層堆積，一條條彎曲的線條如年輪般為后人勾勒出時代的變遷。在已完成發掘的近萬平方米的范圍里，考古人員先后發現了不同時期的遺跡單位300余處。除夏商周時期聚落、墓地外，還有兩漢墓葬、遼金道路、明清灶址及道路等不同時期遺存。

　　“每個地層里都包含了豐富的時代信息，比如陶器、石器、金屬器、動植物遺存等，我們會通過考古學文化進行對比研究認定。同時，結合多樣的科技考古手段，探討闡釋不同歷史階段先民們生業模式、生存地理環境以及不同族屬文化人群遷徙融合等諸多考古學研究課題。”韓鴻業說。

　　檢測這些遺跡中的土樣后，考古隊再次收獲了驚喜：5粒稻米的發現尤其引人注目，這是目前北京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稻作遺存，為探討先秦時期本地區水稻栽培和稻作文化傳播與交流提供了重要資料。“這些稻米究竟是本地附近所產的，還是說從其他地方交流過來的，我們還沒有定論。”韓鴻業坦言。

　　古代北方也能種水稻？確實有據可查。在甘肅慶陽的南佐遺址，考古人員曾發現了百萬粒水稻遺存。有專家據此推測，由于當地水資源豐富，人們在5000多年前就能種植水稻。反觀新宮遺址，考古人員在距離外環壕不遠處發現了永定河的古河道。韓鴻業說：“經過鉆探發現，這條河有將近150米寬，距現地表深10米左右。初步判斷，當時水流較緩，周邊環境很適宜先民臨水而居，這條河也為周邊農業發展提供了必備的水資源。”

　　目前的發現還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考古學文化內涵還藏在地里。下一步，我們將繼續針對重點區域進行發掘，探討早期北京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面貌……

　　本報記者 牛偉坤 本報記者 和冠欣攝